唐五代江南经济的发展-【xinwen】

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自开始经济渐渐繁荣，与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文化联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中唐以后，江南几乎成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　唐代以前江南经济的开发

唐五代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秦汉、六朝以来经济开发的成果，是以秦汉、六朝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基础的。

两汉以后，江南成了颇具特色的经济区，在农业、手工业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汉代江南农业耕作中已普遍使用了铁器、牛耕，日渐重视兴修水利，农业生产区不断扩大。江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粮食储备也已增多。安帝永初元年（107），扬州下辖的丹阳、吴郡等五郡已向缺粮的东郡、济阴等地调米，说明江南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实力。就手工业而言，江南的陶瓷、采矿、造船、漆器等都取得了不少成绩，江南的一些手工业产品“在技术上或艺术风格上，都逐渐接近甚至优于北方”。

六朝时期，南方人口急剧增加，大量土地得到开垦，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兴起，尤其以宁绍平原的北部和太湖流域的西部发展最为迅速。宁绍平原的水利工程主要在山阴和会稽地区，镜湖是最大的蓄洪灌溉工程；西起西陵东南经会稽郡城抵曹娥江边的浙东漕渠的开凿，既扩大了灌溉面积，也有利于对镜湖水位的调节。太湖流域的主要水利工程有曲阿的练塘、新丰塘、吴塘、莞塘、单塘、南北谢塘，建业的赤山塘，余杭县的南湖，乌程县的吴兴塘、青塘、谢塘、官渎，长兴县的西湖、获塘，武康县的五官渎、鄱阳汀，长城县的孙塘、富陂。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潜力。如梁大同六年（540），将海虞县改为常熟县，其原因是“高乡濒江有二十四浦，通潮汐，资灌溉，而旱无忧；低乡田皆筑圩，足以御水，而涝亦不为患，以故岁常熟，而县以名焉”。丹阳湖地区东汉以后成为南来人口的聚集区，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南齐建元二年（480），萧子良以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上表建议修治塘遏，加以垦殖。至陈朝，姑熟地区已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

大量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六朝江南稻作农业摆脱了传统的火耕水耨的粗放状态，转向“水田之利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的集约经营，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提高。在农作物种植方面，传统的粮食作物是单一的水稻，这时一方面大力发展水稻生产，另一方面同时引进和播种北方旱地作物，并渐渐地向稻麦轮作连种制过渡。南方原来一年一熟水稻，此时由于北方大量流民的到来，政府大力推广麦类作物的种植，产生了稻麦轮作的需要。在具体耕作技术上，已经出现了除草、施肥等田间管理的手段。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政府为发展生产，十分重视牛耕的推广，出现了犁耕锄耕相结合的耕作方式。梁吴兴太守萧琛等曾有禁杀耕牛的举措。在土壤耕作技术、栽培管理技术、良种繁育等方面，较前代有明显的提高。

六朝手工业的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手工业与北方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江南初步形成了冶炼、造船、制瓷、纺织、制盐、造纸、制茶等几大手工业部门，已从单纯的原料型产业向制造型产业发展。东吴十分重视矿冶业，史称“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东晋时，剡县、吴县、溧水、永世、铜陵等县都产铜、铁，主要供应政府东、西二冶，产品有钱币、兵器、农具、佛像和日常生活用具，在技术上已出现了灌钢冶炼法用以生产农具。造船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江南的造船业不但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且技术上不断有所突破，能生产装载二万斛以上的大船。《南史·张融传》谈到吴郡大族张融曾“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风，终无惧色”。能在海上进行远航，乘坐的应是较有技术含量的船只。

江南地区历来盛产葛布和苎布，谢承《后汉书》云：“吴郡本不献越布，陆闳美容仪，常衣越布单衣，明帝好之，因敕郡献越布，由此始也。”布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丝织业东吴以前比较落后，但发展较快，东吴曾从各地征调了数以千计的熟练手工工人充实到建业的官营作坊。晋末桓玄执政时，太尉主簿孔琳之曾谈到当时军府竞相收购丝织品，使绢的价格翻了一倍，其原因是“每丝绵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诸府竞收，动有千万，积贵不已，实由于斯”。东晋义熙间，刘裕攻破长安后，将关中手工业作坊中的工人南迁，在建康城南设立锦署。至南朝，丝织业在规模和技术上的发展尤为明显，政府已将调绢作为正常的赋税收入。

造纸业在会稽、余杭、建康等地蓬勃兴起，会稽的藤纸和建康的银光纸都是当时的上等纸。瓷器生产获得初步发展，东汉时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已建立制瓷作坊，能烧出青瓷和黑瓷两种产品。至六朝，在今浙江北部、中部和东南部广大地区都有窑场。曹娥江两岸已是重要的生产中心，绍兴、余姚、鄞县、奉化、萧山、余杭、湖州等地都已有西晋至南朝越窑的窑址。宜兴均山的青瓷吸收了早期越窑的技术，产品别具一格。六朝时已基本形成了越、瓯、婺、德清四个窑系，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沿海地区的食盐生产初具规模，“已分海滨，盐田相望，吴煮为盐，即此典之”。在南沙、盐官、海盐等县设置了盐署、盐官等以监督生产。如吴国在海盐曾置海盐司盐校尉以典煮盐事。此外，如乌程和义兴县的制茶业、曲阿县的酿酒业等都是较有特色的手工业。

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六朝商业开始兴盛，与北方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江南地区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和经济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建康是六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长江下游最大的城市，“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建康城中的商市有大市、小市等多种类型。《丹阳记》云：“京师四市，建康大市，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建康秦淮河北也有不少市场：“淮水北有大市，自余小市十余所。”京口地处交通要道，“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也一都会”。吴、毗陵、山阴、吴兴、丹阳等一批城市发展较快，成了一方的商业交换中心。其时，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建康南北各四十里，有户二十八万。晋陵罗城周长十里，山阴城周长达二十里七十二步，有民户三万。随着人口的增加，消费需求量日益加大，投入城市贸易的产品日益增多，商品种类日趋丰富，城市商品经济出现繁荣局面，江南成为南方商品经济较为活跃的区域。

六朝商业发展的另一现象是经商活动十分常见，江南各地商业交换频繁。贵族、官僚和寺院地主经商成风，出售农副产品、长途贩运、开店设邸、经营高利贷的商贸活动到处可见。民间小商小贩的队伍不断扩大，建康、京口、山阴、乌程等经济发达地区农民经商较一般地区更多，“浮船长江，作贾上下”。如戴硕子贩苎为业，子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郭世道与人联手在山阴市场上经营各种货物，其子郭原平也是“每出市卖物”。长江沿岸商贸活跃，陈后主《估客乐》说：“三江结俦侣，万里不辞遥。恒随蠲首舫，屡遂鸡鸣潮。”反映的就是江南贾客浮船江湖长途经商的情景。江南海外贸易开始出现，如县与朝鲜、日本已有联系，“东临巨海，往往无涯，泛船长驱，一举千里，北迎青徐，东洞交广，海物惟错，不可称名”。洲商贩也“时有至会稽货布”。商业繁荣，利润丰厚，政府将商品交易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买卖奴婢、牛马之类的牲畜、土地和房屋，都要签订协议，每贸易数量一万就要交给官府四百钱，卖出者交三百，买入者交一百。政府还在交通要津设立关卡，名为检察禁物，实为收取关税，商贾来往要以总货物量的十分之一作为交税额度。

秦汉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的确引人注目，与北方中原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开始显示出南方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不过实事求是地说，秦汉六朝的江南经济尚处于开发阶段，这种发展是有限度的。如在农业上，水利的兴修工程量一般都不是很大，所起的效果还比较有限，在地区上也有局限，如太湖东部地区几乎仍处在原始粗放的状态，一般的水利工程多集中在浙北和太湖西部的平原地区，很少向丘陵山地的纵深方向发展；手工业上，矿藏冶炼的产量不是很高，丝纺业与北方存在着巨大差距，造纸、制茶业还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商业上，总体上并没有挣脱自然经济的束缚，市场较大地受到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制，过重的交易税对商业的发展并不十分有利，实质上是对商人的巧取豪夺，商业在江南经济中所占份额是有限的。我们认为，一些学者提出的至六朝时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观点并不准确，六朝江南经济只是刚刚露出发展的前景。

二　唐代江南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其变化

唐朝所处的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仍较为低下，作为社会繁荣物质基础的社会总产品是靠大量使用劳动力获得的。尽管人口的多少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决定因素，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繁荣和劳动力数量成正比关系，人口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

隋唐以前，江南原有人口较少，人口分布密度较低，延缓了江南经济发展的步伐。然而进入唐代，人口一直处于恢复发展的过程，尤其到了唐代中期，江南各地的人口数量快速地增长起来。

唐代初年，江南地区的人口总体上呈量少而且分布稀疏的态势，但部分州的户口数和人口密度已经居于全国前列。唐贞观十三年（639），江南各州户数最多的是婺州，达三万七千多户；最少的是歙州，只有六千多户。经过隋末乱后，江南人口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太湖西部地区的润、常二州和钱塘江入海口附近的杭州和越州西部地区以及钱塘江中游的婺州地区。不过个别人口总数量较多的州由于区域广大，人口密度不一定很高。江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润、常、杭、湖四州，都在浙西的太湖流域，在唐代前期已经具备了充裕的劳动力，说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其他一些州更高。苏州人口主要集中在州城周围及以北地区，而太湖东部地区尚待开发，面积大而人口不密集，所以人口密度较低。江南东南部地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越州和钱塘江中游地区。由于越州的人口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东部后来划出组成明州的地区人口密度较低，影响了州总密度。江南西北部的宣、歙二州人口密度也较低。

唐朝贞观十三年的总户数为3041871，而江南地区的总户数为226921，占全国7.46%；口数全国为12351681，江南为1194758，占全国9.67%。就州人口密度而言，江南地区仅次于四川盆地、汾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在唐代处于中游。

唐代中期，江南与全国各地区一样，人口激增，这从两《唐书》记载的天宝元年（742）户口数上可以看出。与贞观十三年相比，各州户数和口数都有明显的成倍增长。

从天宝各州人口数量上看，宣州及浙西各州人口数量较大，浙东的越州和婺州、衢州人口数量也不少，而沿海地区及内陆以山地为主的几州相对要少得多。超过十万户的州有四个，另有五个在七万户以上。与贞观十三年相比较，台州、歙州、苏州、宣州等地的户口增长率较为突出。前二州原本人口较少，经济比较落后，至唐中期已得到不断开发，人口大增。后二州的部分地区中唐以前比较落后，这时得到了开发，口数增长率较高。越州中析出明州，与唐初相比，原越州地区的增长率应加上明州的户口数，户增长了411.1%，口增长了494.0%；婺州中析出了衢州，与唐初相比，原婺州地区户实际增长率为462.0%，口增长率为401.1%；括州中析出了温州，与唐初相比，原括州地区户实际增长率为564.8%，口增长率为392.0%。从人口密度来看，浙西数州人口最密集，其次是浙东的婺、越等州，宣歙地区人口密度相对最低，这大致可以说明天宝间的经济江南北部地区水平最高，钱塘江流域发展也较快，而沿海和宣歙地区起步较慢，仍然比较落后。

天宝元年全国总户数为8973634，江南户数为1042278，占全国11.61%；口数全国为50975543，江南为6483386，占全国12.72%。与贞观年间相比，江南地区的户口在全国的总比重有所增加。至天宝年间，江南户增长率为381.2%，口增长率为538.3%。同期全国户增长率为195%，口增长率为312.7%，应该说江南人口的增加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密度上，除宣、歙、括、温四州外，江南各州每平方公里在40～90人，仅次于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京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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