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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水路抢运有人为保存文物献身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8:35:16 阅读: 来源:护栏网厂家

南京博物院目前的镇馆之宝,很多人都知道,是清乾隆蓝釉描金粉彩开光转心瓶,为清朝中期乾隆皇帝所使用。这个蓝釉粉彩旋转瓷瓶,是景德镇为清宫专门烧造的大内瓷器,是粉彩在鼎盛时期的代表作。蓝色釉面光洁平滑,瓶体描金,繁缛奢华,灿烂夺目。瓷瓶腹部有镂空云雾花纹,透过镂空花纹,可看到瓶内能转动的圆柱形瓷内胆上的绘画。一动一静,结构奇妙,巧夺天工。

现代人想不到的是,精美的瓷器对包装和运输要求非常严格,稍不留意,极易损坏。而转心瓶也曾历经千难万险的文物大西迁。

中线运送的文物数量最多,走的是水路入川,9386箱(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分两批西迁,迁移由后来担任民国教育部部长的杭立武主持。

南博镇馆之宝—清乾隆蓝釉描金粉彩开光转心瓶

难民太多,押运者用吊绳才吊上船

第一批中线文物在1937年11月9日,乘坐招商局“江安”轮先行开往汉口。

没过多少天,1937年11月20日,收音机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播报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的《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

马衡关了收音机,立即布置行动,将所有南迁文物紧急运离南京,迁往重庆!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消息一出,南京城内哭声连天,众多权贵忙着携家带口逃难,交通工具十分紧张。军事委员会忙于战事,根本无暇顾及文物搬迁。

马衡他们为找搬迁文物的运输工具心急如焚,历经周折才联系到一艘英国轮船“黄浦号”。不久,搭载着无数国宝和侥幸挤上船的可怜逃难者,“黄浦号”在漆黑的雨幕下,缓缓驶出中山码头,驶进无尽的黑暗之中。

杭立武受命于危难之际,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护送这批文物至抗战大后方。杭夫人回忆道:“上船的时候,因为难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后只好用吊绳把他吊上去。”

可惜的是,在汉口码头卸船时,破损瓷器类文物一箱。

在汉口停留了40多天,所有文物暂存于英商和平洋行仓库。不久,日军进攻武汉,汉口危急,为防日机轰炸,存放于汉口的文物不得不仓促运往宜昌。1938年1月至5月,再用小轮船分19批西运重庆,分别存放在南北两岸的七座仓库中。2月,首批文物抵达临江门码头,存放于当时的四川禁烟局仓库。1938年2月23日,该仓库房顶严重坍毁,压损文物七箱。后在重庆南岸沙坪坝建仓库贮存。这些文物历经磨难,不断辗转于途,曾先后存放于川康银行、安达生洋行、吉时洋行等处。由于仓库简陋、储存条件恶劣,部分文物发生霉变,其中一箱殿本图书集成彻底损毁。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到重庆后,李济原想挖防空洞做仓库来存放这些文物。可第二年夏天,李济开始急着寻找地势偏僻,能存放大批文物,还要交通方便的安全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李济如此的心急火燎呢?原来李济得知,北京大学存放在重庆北碚的几十万册珍贵书籍,在重庆大轰炸中被日军飞机炸为灰烬。

马衡数夜不眠,听闻安全抵达痛饮

文物存放在重庆已经很不安全,必须马上转移。这次的行程是—文物再次溯江而上,经宜宾到乐山,拟存放在乐山市的安谷乡。

文物运出后不久,1939年,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屡遭日军飞机空中大轰炸。山城重庆一片火海,古物存放处几乎无一幸免,所幸西迁文物躲过一劫。

在转运途中,数箱文物失手坠地,滑落水中,数艘装运文物的货船迭遇触礁、船舱进水没及双脚,遭受雨淋等现象也有发生。

1939年5月底,这批文物从重庆运抵宜宾,但由于乐山地处岷江中游,运送国宝的轮船到了宜宾就开不上去了。这就必须赶在涨水季节(每年只有6月、7月、8月这三个月可以行船),换船经岷江运往乐山。

大家费尽周折才雇到了11只木船,然后星夜不停,加紧装运。就在南岸玄坛庙抢运第三库文物时,故宫博物院职员朱学侃晚间查看舱位大小时,一脚踏空,失足跌入未盖的舱口内,脑部严重受伤,不及营救,伤重身亡。他是为保存文物献身的第一人,大家都为失去好同事而悲痛。

水运从8月中旬开始至9月中旬,总算平安运抵乐山。坐镇重庆指挥的马衡,闻知文物安然无恙,兴奋不已。这位60岁的金石学家,彻底忘记了离乡背井的流离之苦,独自举起酒杯,将喜悦的泪水和着巴山的清流一饮而尽。马衡在慰问工作人员的书信中说:“自泸州被炸(9月11日),忧心如焚,数夜不眠,得来电,知大功告成,急嘱厨房备酒,痛饮数杯。”

“安谷乡那个地方有朱罗祠等六姓祠堂,所以当时存放得比较久,从头到尾存放了八年。”多次考察文物西迁之旅的陆建芳说,当时利用整理文物的机会,祠堂里还主办过一次小型文物展览,全村人几乎倾巢而出,如过节一般。这些从未出过远门的村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能在家门口看到皇宫里的国宝。

不过由于当地储存条件恶劣,常遭白蚁危害和仓库渗漏,少部分文物也损毁严重。

结束语

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时月,三线的文物工作者常常围坐在一只旧收音机前,听着时断时续的声音,这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

1945年8月的一天,收音机里播放的节目突然中断,插进了播音员的声音:“亲爱的听众,现在播送一条重要消息,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大家跳着、叫着、笑着、哭着、拥抱着……边跑边喊道:“日本投降啦! ”

在华严洞,在峨眉山,在安谷乡,人们纷纷放下手中的工作,聚集在一起,说啊、笑啊……颠沛流离十年,南北辗转两万里,今天,国宝终于可以回家了,大家怎能不万分激动?

当年,三线西迁文物首先集中重庆,然后运返南京。文物东归又涉过千山万水,经历诸多困难。

在运回南京途中,也发生过撞车、颠覆、遇雨、落水等意外,严重受损文物达120余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抗战期间以及战后,中国文物精品经历的这场空前的劫难,先后南运、西迁、东归,历时15年,行程10余万里,可见物力、心力损失之巨大。文物的守护者们在途中辗转迁移,多次在敌机夷平储存地之前及时将文物运出脱离险境,其间多少灾难凶险难以言尽,却冥冥中有如神助般地化险为夷。万余箱的故宫文物在战争年代颠沛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间,然而在回归之日还几无损失,连马衡院长(第二任院长)都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奇迹”。

有不少人很自豪地称“文物西迁没有一件丢失或损坏”,有夸张的成分。欧阳定武是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家属,文物南迁时估计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根据他的说法,抗战文物迁移涉及13000多箱文物,来回足有2万多里,要说完全没意外也不大可能。比如在乐山、峨眉这些地方,就有过守卫不小心枪走火、汽车翻车伤及文物的情况,不过由于包装结实,有些箱子虽然落水,文物只是边角潮湿,抑或箱子受损,东西没损坏。运送途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有人一一记录损坏情况的,“无损失”是个统计学概念。确实没有丢失,但不好说没有损坏,而是指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文物,跟几十万文物的总量相比近乎于零。

最后,让历史永远记住这些人的名字:李济、马衡、庄尚严、尹焕章、肖湘沛、杭立武。虽然不少人是解放前将故宫文物转到台湾的积极实施者,但在抗战中保护文物方面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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